《不求甚解》是马南邨（dūn）创作的杂文，讨论的是读书方法。以下是该课文的原文内容：
一般人常常以为，对任何问题不求甚解都是不好的。其实也不尽然。我们虽然不必提倡不求甚解的态度，但是，盲目地反对不求甚解的态度同样没有充分的理由。
不求甚解的出处原来有两处：一处是晋代陶潜（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中的“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人们往往只抓住他说的前一句话，而丢了他说的后一句话，因此，就对陶渊明的读书态度很不满意，这是何苦来呢？他说的前后两句话紧紧相连，交互阐明，意思非常清楚。这是古人读书的正确态度，我们应该虚心学习，完全不应该对他滥加粗暴的不讲道理的非议。
应该承认，好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是很重要的。如果根本不读书或者不喜欢读书，那末，无论说什么求甚解或不求甚解就都毫无意义了。因为不读书就不了解什么知识，不喜欢读也就不能用心去了解书中的道理。一定要好读书，这才有起码的发言权。真正把书读进去了，越读越有兴趣，自然就会慢慢了解书中的道理。一下子想完全读懂所有的书，特别是完全读懂重要的经典著作，那是不可能的。其道理就在于，经典著作反映了作为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对于文化的客观的要求，它们是在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写作出来的。有过一些读书经验的人都会知道，精读的收获比较大，泛读的收获小得多。但是，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即精读和泛读相结合，就能取得最佳的读书效果。因此，我们不能死抱住一点去钻牛角尖，而应该多了解一些，才能更有比较地选择某些东西来精读、研究，但这也并不是说泛读就很不重要。“观大略”乃是全书的提纲挈领，“见森林”才是理解树林的基础。只有首先做到博观，然后才能进入精读。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去理解它的意义，去体会它的意境和气韵，这才算是达到了真的读书的目的。
列宁就曾经多次批评普列汉诺夫，说他自以为熟读马克思的著作，而实际上对马克思的著作却做了许多曲解。我们今天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应该抱虚心的态度，切不可以为都读得懂，其实不懂的地方还多得很哩！要想把经典著作读透，懂得其中的真理，并且正确地用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还必须不断努力学习。要学习得好，就不能死读，而必须活读，就是说，不能只记住经典著作的一些字句和个别结论，而要理解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在这一方面，古人的确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诸葛亮就是这样读书的。据王粲的《英雄记钞》说，诸葛亮与徐庶、石广元、孟公威等人一道游学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看来诸葛亮比徐庶等人确实要高明得多，因为观其大略的人，往往知识更广泛，了解问题更全面。
当然，这也不是说，读书可以马马虎虎，很不认真。绝对不应该这样。观其大略同样需要认真读书，只是不死抠字句，不因小失大，不为某一局部而放弃整体。
宋代理学家陆象山的语录中说：“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这也是不因小失大的意思。所谓未晓处且放过，与不求甚解的提法很相似。放过是暂时的，最后仍然要了解它的意思。当然这也不是说，读书可以随便马虎了事。观其大略一样要认真，要对全书的内容作系统的理解，只是对其中某些细节暂时可以放一放，腾出一些时间来专门钻研一个或几个重要的问题。这样一来，就可以攻下一个堡垒，再攻另一个堡垒，最终获得全胜。对于那些次要的问题，在有了主要的心得体会以后，在深入研究的时候，也会很容易解决的。这就是古人常说的“由博返约”，即由广博出发，继而务精深，最终达到精粹的境界。这种境界只能产生于勤学和善学之中。一个人学问的渊博，见识的精到，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它需要我们日积月累，不断吸取各门知识的精华，同时又要善于抓住其中最精粹的东西。如果我们每读一本书，每见一种学说，都要从头到尾，详详细细、无一遗漏地去研究，那么，所花的时间固然很多，但所能吸收的却往往很少，甚至会发生读完一本书，心中仍无所得的情况。所以，善于读书的人，总是抓住他所需要的最本质的东西，而把其他的丢开，也就是抓住一段的精华，而不是住在一字一句的解释上死啃。死啃的结果，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我们必须学会这种方法，力求达到这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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