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没有如果，胡适当时选择了离开大陆去往美国，随后又到台北，那么这一切都已成定局。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用电台广播呼吁胡适留下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但胡适决定离开北平。
12月，北平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邀请胡适在中南海怀仁堂商讨是战是和，胡适送了八个字“和比战难，坚持待变”；12月13日，写成杂文《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同日，朱家骅、傅斯年、俞大维、陈雪屏四个人在南京设法派飞机去接胡适南下，胡适本来不肯丢下北京大学不管；12月14日，在南京方面的劝说下离开；12月15日下午4点，傅作义派了部队护送胡适到北京南苑机场上了飞机，夜里10时到达南京明故宫机场；12月17日，在南京中研院内主持北大校庆纪念会。
1949年1月15日，被聘为“总统府资政“；4月6日，应中华民国政府要求，从上海搭威尔逊轮前往美国当说客。
1952年返台，1957年始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病逝。
胡适晚年为何回台湾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胡适当时的经济境况不佳。胡适晚年回台湾，并非心血来潮，早在1956年就有此打算。那年11月18日，他给赵元任写信说：“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坐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
胡适回台，还与学术环境有关。他晚年的一大心病就是《中国哲学史》与《白话文学史》的下卷迟迟没有写出来。要想完成这些学术著作，一来需要大量的古代典籍，二来也需要学术助手帮忙。在美国，这方面的资料一来不太集中，二来还需要胡适亲自跑来跑去借阅，这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而言，颇有体力不济之感。
此外，还有父亲的因素。胡适的父亲胡传，在台湾做过官吏，而且留有日记。为了让自己父亲的相关史料尽快刊印，胡适希望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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