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救国论在19世纪末已开始出现，到了辛亥革命（1911）前后成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论调。甲午战争 （1894～1895） 后，陈炽宣称：今后中国的存亡兴废，“皆以劝工一言为旋转乾坤之枢纽”（《续富国策·劝工强国说》），这可说是中国近代实业救国论的滥觞。
20世纪初，张謇极力宣扬实业救国论，认为：“救国为目前之急，……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对于储金救国之感言》）。张謇是中国近代实业救国论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实业救国论经他提倡而在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中风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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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救国论还被一些资产阶级人物作为加强对工人剥削的理论根据。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就以实业救国论为依据，把资本家的利益说成是民族的整体利益，而工人的利益则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宣称要使资本家能够振兴实业，同外国资本进行竞争，降低工人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是必要的。
1920年，上海资本家穆藕初鼓吹振兴实业必须降低工人的工资的论调，说工人要求“多给工值”，就会使“实业界……蒙其害”，结果使外国更加占据中国市场，“制我全国之死命”（《藕初文录》）。
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一部分人，对实业救国论曾有过批评。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曾指出：“能开发其生产力则富，不能开发其生产力则贫。从前为清政府所制，欲开发而不能，今日共和告成，措施自由，产业勃兴，盖可预卜”（《孙中山选集》）。
他正确地认识到在清朝反动政权下，是不可能靠振兴实业来救国的；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才能为振兴实业创造必要的政治前提。当然，孙中山认为“民国”建立后就可“产业勃兴”，这又表明他对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政权的危险还缺乏认识。
五四运动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仍时有鼓吹实业救国论者，其中一部分人是以此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但多数则是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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