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喜欢打排球。上山下乡的浪潮结束了他的大学或排球运动员的梦，他曾同千千万万知青和“老三届”人一样饱尝了生活的艰辛。
阎世铎到北京走了一条曲线，1974年到大连师范体育系。后来与北京姑娘吕小姗恋爱结婚，吕小姗回京后阎世铎也调到北京。他来京先在国家教委工作一段，抓体育教育。
80年代末阎世铎调入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先在政策研究室工作，后来体委以政研室为班底建立了政策法规司。法规司的普通干部阎世铎并无令人羡慕的运动生涯——在国家体委的干部中世界冠军都不稀奇；阎世铎并无较高的学历——那时大学本科已经是进入国家机关的基本条件。
但他却很好地找到自己的支点，那就是对体育对工作的悟性。他勤奋笔耕，思考体育界的改革。为了充实自己，他上了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班取得研究生学历。阎世铎历任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10年之间步步高升。他在任期内，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起草工作，历时八年，他在体育法规尚在摸索中的中国，属于较为超前的体育管理人才。
阎世铎对于中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有较好的把握，早在他刚调入体委不久的1989年，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体育举国体制质疑——对体育体制的一些看法》的文章。
从1993年开始研究和关注足球，当时整个政法司都在研究体育改革的问题，足球改革在体育改革、管理体制改革中是一个突破口。
2000年4月26日正式担任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此前为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司长、总局办公厅主任。
2002年1月1日，“反黑风暴”已经变成了跨年大戏。2002年1月5日，足协副主席阎世铎飞抵杭州，了解反黑的新进程。一到杭州，阎世铎就把自己“藏”了起来，谢绝了一切采访。只是在最后，开了一个只有短短十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会上，阎世铎说：“这次收获非常大，比预想的还要大。”说完，他和陈培德紧紧地握了一下手。
2002年1月2日，杨明拿到了这份证据。把证据交到他手上的，正是绿城队负责给裁判送钱的中间人方信忠。“这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杨明这样回忆方给他留下的印象。全部的“证据”，只是一张盖着绿城俱乐部公章的打印纸，写着八名裁判的名字，以及给他们送钱的日期、金额和场次。此前，杨明已经得到了吉利提供的名单，涉及四名裁判。这样，将两家俱乐部交出的涉嫌“黑哨”名单累计迭加，涉嫌“黑哨”的裁判总共达到了九人。名单共有三份：一份掌握在足协手里，一份交给了新华社，还有一份交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组。球迷和媒体纷纷呼吁，希望尽快启动司法程序，介入“黑哨事件”。很多人认为，有了这份名单，那些“黑哨”受到司法制裁，将没有障碍。宋卫平手里涉嫌收黑钱的裁判名单，着实吓坏了中国足协。表面上，阎世铎亲赴杭州声援打假，但足协一开始就琢磨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002年1月23日，在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足协副主席南勇说，只要主动认错、退钱并检查深刻的裁判，足协将不予曝光，并继续使用。无疑，足协把扫黑又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这种政治不仅考虑到足球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也关系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他们的政治是，2002年是世界杯年，中国足球的丑闻一旦闹大了，足协的乌纱帽将会被摘掉。当然，也说不定顺着“黑哨”挖下去，会挖到隐藏在足协里的“黑官”。
不懂足球，不懂英语，2000年4月，阎世铎却成了中国足协的掌门人。正所谓门外汉领导内行工作，阎世铎想打造这样一个经典的案例，他能语出惊人，出手也能让人吃惊--从“人民足球”，到“健康联赛，快乐足球”，再到未来的“中超足球”，阎世铎用他那豪迈的嗓音诠释着他对足球运动的理解和投入，他在上任仅半年后就作出暂停甲A联赛升降级的决定，引起极大争议；接着他在说出“杀无赦，斩立决”的豪言之后，让十年甲A落幕，阎世铎的历史才刚刚开始却面临着超白金的惨死。
2005年2月17日宣布卸任，调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任局长、党委副书记。
2005年2月18日 阎世铎正式被免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职务；谢亚龙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
2005年出任国家体育训练局局长一职，并出版自传《忠诚无悔》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