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良在国内几十所高校做过演讲。尽管身为北大的客座教授，但是直到上周五晚上他才登上北大演讲台。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北大毕业等于零》。其实，王文良给自己这本起的名字叫《我北大毕业等于零》，结果出版后变成了现在的名字。因此，他回北大的时候心里难免会犯嘀咕。不过，凭着现在的业绩，王文良完全有资格重新站到北大的讲
坛上。
12万字的“野心”
1991年7月，王文良拿着面试通知单走进了顶新国际集团。初试考官是一位来自台湾的经理。在回答完怎样才能做一个出色业务员后，考官接着问他：“你为什么离开政府机关？”王文良回答道：“一方面想到外面锻炼一下，接受现代的商品经济理念，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要多收入一些。”虽然考官问了许多问题，但是王文良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道题。因为他没有如实陈述自己离职的原因。
1989年7月，王文良北大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市政府机关。当时，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两年内当上科长，五年内当上处长，十年内当上局长，十五年内当上部长。王文良对自己充满信心。因为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就是学校里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
每天早晨，王文良总是提前半个小时到办公室，把整层楼的地都擦了，把各办公室的开水都打好，然后就专心致志地学习业务。经过一段时间后，王文良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篇12万字的业务论文，直接交给了局长。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展示自己的才能，让局领导知道自己的能力。局长看完论文后，对王文良说了声：“年轻人，好好干，将来有前途！”以后就再不提这件事了。王文良辛辛苦苦几个月的论文就这样不了了之了。相反，他还给许多同事留下了“有野心”的印象。
从这件事之后，王文良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了。全处组织学习时，王文良负责记录。由于记录的内容多，速度快，字迹非常潦草。于是，他晚上回到家里把当天的会议记录重新抄了一遍，一直抄到后半夜。第二天又早早赶到单位上班。这件事情，王文良得到领导的通报表扬。此时，他才隐隐感觉到，原来机关领导喜欢干实事的人，不喜欢过于表现自己的人。
在机关工作了两年，王文良的级别没有得到任何提升，更让他感到无奈的是，没有任何成就感。就在这段日子里，一位与王文良同期参加工作的同事被提升为科长。他问处长：“提拔有什么样的标准？”处长摇摇头说：“没办法，这是上级来的任命，我们只能执行。”
在回家探亲的路上，王文良邂逅了一位“老机关”。这位“前辈”听了他的事情后，笑着说：“你是北大高才生。但是，北大毕业与工作没有任何关系。机关晋升的途径主要是，有背景的人、给领导做秘书的人和听话的人。如果你都具备这个条件，那么你的规划有可能按部就班地实现。”王文良心想，自己这三个条件都不具备。同时，在工作中期望值过高，使得自己脱离了实际。由此，他萌生了离开机关，从社会一线做起的想法。
顶新国际集团给了他这样的机会。那次只招聘两个职位，一个在企划部，一个在销售部。王文良觉得企划部还是坐办公室，于是他选择了销售部推销员的职位。最终，他从50多名竞聘者中脱颖而出。
